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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是性别政治的舞台，而不是远离它的避难所（美）R. W. 康奈尔著；柳莉等译 男性气质[M target=_blank>页数:342 出版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07,p3)。
19世纪中期，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女性的地位与自我意识在工业革命后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家庭中的性别关系一如女性地位从未获得实质性进展一般而沉默，然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一、近现代家庭中的性别关系
家庭是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基本舞台。家庭是形成性别关系最小、最古老、最强有力的单元（（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Wiesner-Hanks）著；何开松译. 历史中的性别{M target=_blank>.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01.）在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在地位、财产权、性权、性自由、离婚权中保有绝对优势地位。婚姻关系是一种按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关系。是从私人家庭延伸到布尔乔亚市场与公共领域的从属结构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前家就是生产单位，婚姻成员相互帮助生存。（美）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著；李朝晖译. 性契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05.农民的妻子是丈夫的真正合作者，小农场主、小店主、工匠也一样。自己自足的经济要求妻子们勤俭持家，做好分内之事。妻子们的工作大多得不到工资，却为家庭经济做出了贡献。前现代及转型时期的两性关系，往往是一种工作伙伴关系。无论是家庭还是外出零工，妇女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但妇女的劳动不会带来地位的改善，因为丈夫的工资通常要比妻子高且握有经济决定权。社会中上层妇女妻子同样要协助自己的丈夫。她们被丈夫视作是最亲密的朋友，敬重的伙伴、建议者，在管理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工厂制度建立后，两分领域劳动的性别分工更加明确，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是一种美德象征。到19世纪中叶，妇女被视为净化社会的一台机器。家成了避风的港湾。不可置疑的是，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中产阶级不需要妻子在经济上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整天无所事事虚度时光，而是被以市场导向的生产所取代。由于向家庭消费主义转变，这意味着主妇必须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与筹划者、预算者。但是，所谓“家庭天使”在社会中并非那么普遍。因此，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妇女一结婚，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相当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要温柔，依赖、小女人，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另一方面要充当起管理者和预算人，则必须要具有持久的力量，技巧与创造性。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和城镇妇女而言，家庭天使的理想不会实现，因为她们的婚姻需要她们不停的劳作。天使不会存在于农场、工厂、奴隶家庭那里。其实，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现实生活与社会上鼓吹的家庭天使理念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婚姻角色的传统界定和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操作永远都是两回事。总之，近现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是一种经济上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基本上遵循着男外女内的模式，即使妻子对家庭经济做了贡献，其地位仍然相对低下屈从。
二、法律地位性别关系
一个女人一旦结婚，就丧失了她的个人身份。已婚妇女是被植入丈夫的身份性存在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她一旦在法律上成为有夫之妇，就意味着再也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的人格和行为能力。在英国传统中，已婚妇女不具有财产权、遗嘱权、监护权、离婚权等，也不具有社会政治权利。富裕的妇女原生家庭可以通过委托财产来拥有财产，而这只不过是出于她父亲家庭的利益而不是她的利益。近代的法律把妇女视为“物”，后来历史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当代通常最广义意义上的家暴。我说过，近现代及当代社会，任何暴力的起源都是由于施暴者于象征体系中“绝对”“崇高”“领导地位”二元对立主体的位置或秉持着这部分价值观的主体丧失或受到挑战后的应激反应。这种主客二元的价值观，一部分源于历史文化上的近现代“物化”（性化、符号化等）意识的历史的形成过程及其潜在影响。这在东西方，体系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就当前讨论的话题而言西方的婚姻契约让大部分的男性都得到了历史上男权的遗产，在东方，由于真正的社会契约与市民社会并未形成，而是符号现实，（可参考香港端传媒严蔷文章，《1979年的福柯怎样讨论新自由主义政治》）这种物化又得加上老祖宗千年性化象征统治体系中那部分象征符号的影响。但可以说，近代至今的全球史视阈下，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一个婚姻契约的周围都保有并响彻着原始契约中世纪契约的回音。当一个女人成为妻子时，丈夫不仅保有对她身体的所有权，也保有（在中国及东方主义国家，这句话的主语就变成整个婆家），当然，当代以基于市场资本投入与占有与消费投入的婚姻模式论的是家庭主客体地位加上性别政治，所以，上面这句话的继续版本，有赖于当代社会理论及实践派的高人对它再做一个补充。在单纯法律的形式上，19世纪中后期，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开始得到提升。
三、家庭中的夫妻关系
家庭是社会政治基本单位与秩序的基础。即使是最私密的关系也要受到公共领域中男人支配，女人服从的性别政治的影响。近现代文化上的人文主义革命并未改变社会社会性别观念，即使是宣扬最浪漫派的文艺书籍，音乐、影视与声像。夫为妻纲及其维护它的康德主义自然主义原理是一个东西方现象。在西方正如安东尼 吉登斯所说：“一切浪漫之爱在权力上是十二分不平衡的，对于女人而言，梦想浪漫之爱的最后使她们大多成为家庭生活的严肃附属者。”爱，是一柄双刃剑。18-19世纪的妇女美德就是顺从。妇女的工资归丈夫（夫家），打妻是这一时期西方社会普遍家庭问题并一定程度历史合法性，在20-21世纪东方国家中也变得普遍。虽然一般认为，随着妇女参加劳动夫权在社会下层有所减弱，但是妻子地位还是相对低下并承担着被家暴的风险。当然，有些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基本做到了平等与爱。然而，妻子的权力仅限于家庭事务管理中。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变革，性别政治始终是家庭中最基础的部分，大江东去浪淘尽，正是家庭生活使得人类性差与性别政治比其他领域，例如政治革命和社会变迁更能抵御住文明生存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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